每一条道路上，总有一些勇敢的拓荒者。他们不凭经验，不畏失败，在少数人走过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行。张见麟就是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在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研究领域，后来者居上，打破欧美传统的防治经验，探索出中国自有的简易防治方式，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样一条路走得并不平坦。他越过了战乱时的逃亡、抗美援朝的艰苦以及科研的苦心经营，如今，坐在位于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的家中回首过去，86岁的张见麟笑得坦然。虽然生活波折，但在变幻的人生中，能专注研究并造福于许多人，便觉得曾经波折的科研之路也变得甜了起来，而自己当初决定学医的选择也没有错。来源于梦境的名字年，在江南鱼米之乡，张见麟出生了。“就是这个小岛，浙江杭县，现在的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丁山河村。”张见麟拿出一张保存得十分平整的报纸，指着照片说：“照片上，是一个开满油菜花的小岛，美丽又静谧。”张见麟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外婆家就住在小岛的岸边，自己家在附近一个小支流的岸边，一边说，一边在照片上指出了具体的位置。在张见麟的生命中，祖父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见麟”的名字就是祖父给起的。张见麟的祖父张绶章是清末最后的秀才，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浓厚，思想前卫，胸中也有波涛。据张见麟回忆，祖父是当时第一批主动剪掉长辫的人，这在清末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就是这样的祖父用一个梦境为张见麟起了名。当张见麟还在母亲腹中时，祖父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了一只麒麟，而后，张见麟便出生了。“祖父觉得梦见麒麟是一件吉祥，又有特殊寓意的事，于是就给我起名‘见麟’。”张见麟说。祖父想把最好的祝福给这“见麟而生”的小孙子，希望其一生喜乐安康，更希望他能成为人中龙凤。不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张见麟的童年与喜乐安康无缘，甚至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出生六个月后，张见麟的生母便去世了。“当时雇了一个奶娘，我是吃奶娘的奶长大的。两岁的时候父亲再婚，我对生母的印象只是通过照片获取的。”提及生母，张见麟有些遗憾。年，战乱的时代开始了，当时5岁的张见麟就跟着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起初，除了父亲在上海工作，张见麟和其他的家人都在杭州乡下居住。但张见麟居住的地方恰巧离一处军用机场（笕桥机场）很近，这里是国民政府用来培养驾驶人才的地方，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这处军用机场自然成了攻击的对象。“总能听到炸飞机的声音，养母、我和两个姑妈就躲在家里的方桌下面，蒙上被子。”张见麟说，那时候似乎能感觉房屋在一直晃动。彼时，父亲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就开始想办法把全家人接到上海来。于是动用了一辆小车，连夜从上海开往杭州。“当时淞沪杭甬铁路已经被炸断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逃亡上海。”张见麟现在还记得，汽车开一段陆路，再通过渡船，经过金华、兰溪才能到达上海。张见麟全家一起逃到了上海，却只是从一处不安全的地方，跑到了另一处更危险的地方。不久后，上海就成为日军大规模侵略的地方，枪战、轰炸又成为日常。“我们开始住在上海的郊区，但后来郊区被日军占领了，于是就和所有难民一起逃到了上海英租界生活。”对于儿时的记忆，张见麟能想起的词语就是“逃亡”。但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张见麟也没有耽误读书，从杭州到上海，张见麟的家人努力为他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尤其是来到上海后，张见麟在一所原为“尤来旬学校”的市西中学接受教育，老师大多为外国老师，纯正的英语教育让他学到了一口发音标准的英语，成为他后来到美国当访问学者的一大助力。张见麟说，父亲、母亲都非常重视他的工作问题。似乎家人们也都在心底默默相信，这个因祖父梦境命名的孩子，未来一定会是人中“麒麟”。事实上，张见麟也并没有让家人失望。与“医学”的不解之缘年5月，上海解放，张见麟正在上海市市西中学读高三，终于回归了和平的生活。本应该高考、毕业、读大学的正常模式，被一则招生广告打破了。年3月，还差两个月张见麟就要毕业了。“我们几个同学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中国医大、长春医大等东北四个医科大学的招生广告。”张见麟心动了。因为东北长期处于日占状态，到年时，应届高中生特别稀少，所以只能在武汉、北京、上海及东北等其他地区发布招生广告，弥补地区生源不足的问题。看到招生广告后，“学医”的念头在张见麟心中燃起。张见麟想学医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有一定的渊源。他素未谋面的生母是乡里头一个药店老板的女儿，谈不上医疗世家，但在他未出生以前，似乎就已经和“医”结下了缘分。继而，生母的去世也是张见麟心中的一个结。“我的生母是得了痢疾，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才去世的。”张见麟说，“我也是，自幼身体就不好，小时候也得过痢疾。”小时候，张见麟喜欢生吃黄瓜，黄瓜就泡在家中的大水缸里，经常一回到家，从水缸里拿出来就吃。但是，那时候喝的水都是河水，细菌比较多，时间一久，便生了痢疾。“当时不知道这么吃会患病，那时候中国农村的医疗意识和环境都太差，我患病后，开始用土办法治疗没有用，后来是靠一位留学德国的私人诊所医生治好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学医很重要。”张见麟心想，中国的医疗水平远不如国外，所以年轻人更应该去从事医疗事业，去壮大中国的专业医疗队伍，不能再让“土方法”迷惑人心，延误病情。有感于“医”的重要性，张见麟坚定了学医的信念，决定去参加招生考试，但他还没有高中毕业，没有高中毕业证，只能用同等学力的方式去参加考试，结果上海市市西中学共有3人被录取，张见麟就是其中之一。张见麟现在还能想起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申报》时的激动心情。但由于报考医大，张见麟没能正常地高中毕业，后来没有拿到自己的高中毕业证。“现在也没有拿到，要是等到毕业，可能就错过了报考医大的机会。”张见麟笑笑，但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拿到中国医大的录取通知书后，张见麟与另外两个同学开始了北上之旅。他们一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没有卧铺，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睡一觉。就这样，三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小伙子，千里迢迢地来到寒冷的东北，成为沈阳中国医大的医学预科生。“那时候的届并不是按年资来算，而是从延安时期算起，一届一期的毕业生，我被编为了42期，这一期一共有名学生。”张见麟说。中国医大是延安战争时期的医学校，属于军委管辖，毕业就集体转干，所以他们并不仅仅是一名医大的学生，也是一名军人。由于中国医大的特殊性质，注定了张见麟的学医之路也不平凡。学医第一课是“抗美援朝”年10月，张见麟刚刚来到中国医大不久，抗美援朝的大幕拉开。还没有在沈阳站稳脚跟，张见麟同期名医学预科生全部来到了黑龙江北安，加入抗美援朝的后方医疗队伍中。北安，位于黑龙江北面，小兴安岭南麓，是一个比黑龙江大庆还北的地方。张见麟和同学们来到北安时又恰好赶上入冬，气温低的时候可以达到零下42摄氏度，寒冷程度可想而知。“我们都是没有准备棉服的，一人发了一套军队的棉大衣、棉帽子，但是那时物质条件也不是很好，依然冻得双腿发麻。”张见麟记得，当时名同学中不少是从南方过来的，其中有多名南方的学生，实在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就跑回南方去了，放弃了中国医大的学籍。“当时虽然水土不服，全身长疮，但经过思想斗争，就坚持了下来。”张见麟说。中国医大在当地借用了一所农校，一边教授课程，一边组织学生接收从战场上过来的伤病员。不少伤病员都是因朝鲜太冷，冻掉了双腿。张见麟和同学们由于刚刚入学，医疗知识尚且不足，只能做一些抬担架、输血等简单的工作。“还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张见麟笑了起来，“我在给一个战士输血时，突然晕倒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居然晕血。”在这以后，张见麟就告别了“输血任务”。一年后，医疗支援结束，张见麟和同学们回到了沈阳。“还以为能回学校好好上课了，结果又成了实践课。”当他们回到沈阳中国医大的时候，沈阳农村爆发了鼠疫，我们这群医大的学生们又开始了下乡生涯，吃住在农民家中，帮助他们抓老鼠及昆虫。“现在想想，我们这一期医大的学生，就不是只在学校里学习的，还有防病的实践课。”各种各样的实践课锻炼了张见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强大的适应能力，为他日后的医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打破欧美布病防治经验年，张见麟从沈阳中国医大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由卫生部直辖的北京流行病研究所，他的布鲁氏菌病研究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它的传染源在中国主要是患病带菌的绵羊或山羊，其次是牛和猪，其主要症状是流产。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内蒙古等广大牧区、半农半牧区及少数农村。人只要接触牛、羊、猪等患病动物，特别在接产、助产时，双手不消毒，就有很大可能性被传染。经过一到两周的潜伏期，便开始出现高烧的症状，一旦发展为慢性病，就会导致长期的关节疼痛，严重者都无法下床走动且经久不愈。年前，中国只有少数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病例报告。年至年期间，中国北方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陕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由于畜群从小群合并为大群，流动频繁，而缺乏应有防疫措施，绵山羊布病暴发流行，随之人间布病发病率也逐步上升。年至年布病流行于中国特别是北方很多地区，已构成对中国健康及经济发展一大问题。当时中国防治布病是抄袭欧美方法，检疫－隔离－屠宰的综合措施。张见麟毕业后，正好赶上布病的高发期。他和同事们就成了内蒙古、陕北多地奔波的旅人，第一站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科右中旗，这是一个农牧业结合的地区，也是以后内蒙古布病的重灾区，许多农牧民在接生完羊羔之后，都患上了严重的布病。张见麟和同事们在内蒙古纯牧区正厢白旗找了一个废弃的奶粉厂，自己拉了电线（一次只能供电2小时），建设了实验基地，研究如何防治布病。“条件是很艰苦的，细菌培养箱没电我们就用煤油灯代替，自己骑马或开车去牧民家收集流产羊羔，人力不够我们就在全国布病地区召集一批防疫人员共30多人组成联合工作队。”结合中国国情发明了一种简易的控制布病的办法：不用检疫，免疫家畜为主，更不需要屠宰。张见麟和团队成员一起，耗时7年观察了结果，最后证明该方法确实行之有效。“我们不需要照搬外国的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控制住了布病的扩散。”后来，张见麟防治布病的方法，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召开的世界的布病大会上得到了国际上认可，其研究成果被列入大会的资料汇编。同时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布病专家委员会第六次公报的认可，并于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年，张见麟被调到武汉市，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肿瘤病毒研究室负责开展单纯疱疹I型病毒的研究，也取得了良好成绩。年至年，张见麟去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免疫学系任访问学者，进修细胞免疫学，为以后继续在北京流研所开创布鲁氏菌病实验性细胞免疫工作中对布氏菌发病机理研究，除了国外的细菌感染及变态反应外，发现了新的机理，增加了免疫抑制作用。为今后应用中西药物开展实验治疗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还在美国从事肿瘤病毒的实验研究，其中对小白鼠白血病细胞系GM的免疫抑制因子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分子量的免疫抑制因子，抑制作用具有特异性，其主要成分是一种大分子量物质，小部分是一种小分子量物质。“这个发现很重要，以第一作者在世界著名刊物《实验生物及医学》杂志上发表，也引起了同行的重视。”张见麟说，年他一回国，就回到北京原单位布病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及室主任，开始了一系列布病免疫学和实验性治疗工作，基于这个发现，在布病免疫防治上，又取得了新的进步。张见麟在布病领域的声誉日渐斐然。他在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地区的中国布病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从事重要的科研协作和专业防治干部培训工作。在这两项工作中，他做了大量对外文化交流和培养了国内需要的专业干部。在事业上臻于成熟时，张见麟也不忘为布病研究室培育青年干部和研究生，充实布病研究领域的后备军力量。张见麟还当过一段时间WHO（世界卫生组织）人兽共患病顾问。北京流行病学研究所布鲁氏菌病研究室第一任教授刘秉阳曾这样评价张见麟：“在我国布鲁氏菌病的调查和防治研究上，尤其是在流行病学各个方面工作中，他是我国从事这一工作学者中，是少数开拓者中的一个代表。”从业至今，张见麟的学术成绩和造诣众所周知，其研究成果为以后中国开展人、畜间防治布病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他发表过流行性学论文9篇，微生物学、免疫学论文42篇，病理组织学论文1篇；此外，还有微生物学专著及“现代实用流行病学及方法”中的篇、章，共计10篇；在《健康报》及《医学信息论坛报》上还刊登了他署名文章5篇，以及尚有未能公开发表的《建议》等及其他译著和校著，合计超过篇，共约60万字。由于张见麟和同事在完成国家交给的防治重大多发传染性布鲁氏菌病中所取得的良好成绩，分别在年、年及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们被国家集卫生部授予三次科学进步奖。“神医侠侣”走高原张见麟是一个懂得留存记忆的人，他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备注了时间、地点和故事。即使人的记忆会遗忘，但故事永久地被定格在照片中。张见麟和夫人是一对“侠医伉俪”，他们相识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后来他们就在草原上结婚。张见麟说，夫人在他的科研生涯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内蒙古时，夫人就是他的同事和助手，后来张见麟被派往青海，夫人便带着孩子一起，陪他同往高原。“年，我接受组织调派，支援青海地区卫生、医疗预防工作，来到了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西州境域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环抱着的柴达木盆地为主体，盆地海拔米至米，四周高山海拔米至米。张见麟回忆，当时一家人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又从西宁坐了两天的汽车才到达了海西州。初到海西州，要面对的就是高原反应。张见麟一家人从低矮的北京平原突然来到平均海拔在米左右的高原，身体上是非常不适应，张见麟还得了高血压。但他和妻子祝庆荃很快就投入到了当地的医疗工作中。“我们在这里是临床医生，帮助农牧民看病，也同时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见麟和夫人还一起开办了一个培训班，专门培训布病防治骨干。“我来到青海后发现，这里也是布病的高发地。许多牧民没有医疗知识，导致布病肆虐，难以控制。”在结束忙碌的临床工作之余，张见麟把自己多年来对布病的研究进行整理，而经过培训后的当地医生将这些知识教授给当地牧民，让他们自己可以防治布病。在青海海西州三年，天寒日晒，但一家人都站在张见麟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如今回想起来，因为有了夫人和孩子们的陪伴，所以才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援藏工作中。夫人祝庆荃还曾被派往海拔米的唐古拉山乡进行巡回医疗，克服了高原反应。因在医疗工作中的特殊贡献，张见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前段时间，张见麟拿到了国家授予的“光荣人家”的称号，这对他来说，是一份最贴心的礼物。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分给家庭的精力和时间就变少了，而张见麟成功的背后，更多是家人无私的付出，一句“光荣人家”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对站在背后的全家人最好的认可和安慰。（本文节选自《峥嵘岁月往事记谈》，作者魏昕悦）《峥嵘岁月往事记谈》ISBN：-7---8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编新华出版社年8月定价：58.00元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