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急诊，住院，次日一堆检查。大夫们围着我，问我生病前做什么。
我努力回忆，想不起生病前做过什么特殊的事情。事实上，生病前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年来每天做的。白天一半的时间给家里，一半时间给学校，晚上看书查资料写文章，凌晨三点左右睡觉，早晨八九点钟起床。大夫们皱着眉头听完，只能把病因归咎于熬夜。
又问我最近半年是否去过外地，我点头，半年内去过四川省阿坝州的草原，住在牧民家里做调查做访谈。我话毕，大夫们后退半步，眉头皱得更紧了：“怕是布鲁氏杆菌”。看他们的表情我就知道大事不妙。布鲁氏杆菌，一种牲畜间互相传染的病菌，有时也从牲畜传染给人，人与人之间不传染。甘肃、青海、四川的牧区是布鲁氏杆菌的高发区，常见于和牛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点点头，是的，我很喜欢牛，近距离拍过照、画过素描、抚摸过牛。
我突然感到非常非常沮丧。一方面，倘若确诊布鲁氏杆菌，治疗周期会很长，医院里。另一方面，我喜欢草原，喜欢我做田野调查的那个地方，倘若不能再去草原，我的毕业论文怎么办？击垮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论文，我就像拳皇里被KO的游戏人物一样瘫在病床上，万念俱灰，身体都快变成半透明的。
抽了血送去其他检测机构，谢天谢地，阴性，排除布鲁氏杆菌的可能性。
又做了腰穿，抽取脑脊液，排除了颅内感染的可能性。
做了CT，大夫说：“巨浪，你的肺就像一件破棉袄。”
手上扎留置针，就是一根针，一直留在血管里，手臂外面露着一条塑料管。每次输液，针扎进塑料管，就不必每次都要在手臂上找血管。留置针用得时间久了，血管就会变得脆弱，药液会漏进血管附近的肌肉，让手臂疼痛和肿胀。留置针在左臂几天，再换到右臂，右臂血管不能用了，再换左臂。住院十多天后，两条手臂都肿胀得无法抬高或放低，连穿衣服都要家人辅助。后来我央求护士，试试在我腿上扎。
护士有两类，漂亮护士和不漂亮护士。每次见到漂亮护士，我都会很害怕，因为但凡漂亮护士的手艺都很差，扎针总是不准。有个穿粉红色制服的实习护士最让我胆寒，有一次她执着地要在我手臂上找血管，我恳求她试试腿，因为我手臂肿胀得厉害，腿上的血管好扎一点。她完全无视我的请求。我理解，小姑娘嘛，都有洁癖，扎病人的手总比扎病人的脚看上去“干净”一点。她最终选择了我左手大拇指的一根血管，扎了两针，鲜血直冒。她拔了半截，企图再扎，我疼得招架不住，央求她放了我。她气愤地拔了针，出门找别的护士。
医院里，医生和护士是两个物种。我经常见到一群护士一起走路，或者见到一群医生一起走路。可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见到一群医生和一群护士混杂在一起，更不可能见到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并排行走。医生和护士好像使用两种不一样的语言，他们之间唯一的交集是医嘱单。医生写点什么冷冰冰地交给护士，护士写点什么冷冰冰地交给医生。
堂弟是个规培医生（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要经过三年规范化培训才能成为正式的医生），找对象是全家长辈发愁的问题。大学五年，规培一年，长辈们期待的那个女孩始终没有出现，堂弟每次去电影院都是一个人。“医院里那么多护士，你咋不追一个呢？”奶奶忍不住问他。“你不懂，医生和护士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他说。我以前也不懂，医院，有点懂了。
以前生病都是硬扛，这次没扛过去，或许是个好事。这次疾病给了我一个警告，让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少年时想象中的那个硬汉。青春期时代，想象中的自己应该是“印第安纳·琼斯”那样的：左边腰带挂一支左轮，右边腰带挂一卷绳索，一边行侠仗义，一边从事考古发掘。现实中也真的像印第安纳·琼斯那样驱使自己的躯壳，走南闯北，半夜不睡，左兜素描本，右兜录音笔，看到美景就画，逮到老头就采访口述史。生病前的这段时间，白天搬家，再重的书箱也要自己扛上楼。夜里写字，刚扛上楼的书箱就拆开，挑出资料翻开查阅。
终于，一个月前的一天，我轰地瘫倒在病床里，过了好多天才搞清楚状况。
疾病就像摇骰子，摇到你就是你，不许废话。
你不服气，大声抗辩：凭什么是我？我又不抽烟，也不喝酒，也没干坏事，虽然偶尔熬夜，可是好多人熬得比我厉害也没事呀！
命运之神没心思听你啰嗦，一巴掌把你拍晕，你就自个儿躺着去吧。
住院很多天后，一天晚上吃饭，吃着吃着哭了起来。高烧一个星期，那天下午终于降到38度以下，头不疼了，吃饭能感觉到饭香。饭真香啊！我从没吃过那么香的米饭，就是普普通通的米饭，普普通通的炒油菜。
在那天晚上之前的两个星期里，吃饭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凭毅力。生病的头三四天，我什么都吃不下。有一天输液时，大夫发现我的血管萎缩得厉害，前一天还能用的一条血管，第二天已经扎不进针了。大夫说：你要好好吃饭，不然连输液都困难。后来我就逼自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那天感觉到饭香，顾不得家人都在身边，嚎啕大哭了一阵。疾病会让人变得敏感，会被极小的一件事感动得流泪。
有一天，媳妇陪我，怕我孤单，给我唱歌听。她唱完，让我也唱一首。我就唱了宋冬野的《安和桥》，前面还好，唱到“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那一句时，我又掉眼泪。媳妇说咋了呀，又哭，谁惹你了。我说这个词写得太他妈的好了。你看，我生病前计划了好多事情没做完，我和师兄师妹约了要去青海化隆做调查，出发前三天病倒了。生病第一天还以为，睡一觉能好，然后归队去做调查。医院住了这么久。生病前多么牛逼的研究计划，躺在病床上都是扯蛋。雪季马上要到了，我的滑雪伙伴们都在约“下周滑雪哟”，得了，肺炎一过，我这个冬天都不能再上山了。还有啊，我去过的那些好玩的地方，国家，城市，我都答应要带你再走一遍，现在不都“吹过的牛逼变成一笑了之”了吗？
关于疾病和健康的大道理，谁都听过，朋友圈里的养生贴，谁都见过。可只有被疾病砸晕一回，你才会把那些大道理当回事。清晨起床，黄河边那些跑步健身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曾经大病过一场的。那些健康的身躯，还在酒吧里买醉，还在办公室里赶材料，还在阴冷的自习室里抄笔记。
医院清洁工每次打扫我的病床周围时，我都说声谢谢，时间久了，她就和我说说话，有时聊聊她在远方上学的儿子。她也肺不好，每清扫完一间病房就咳一阵。她说08年大病了一场，整天整夜发烧，烧得不省人事。“人经历了生死就知道什么东西最珍贵了。”
有一天说得比往常多，临走前说：“小伙子，你的病不算重，将来出院多锻炼，不要被这点小坎坷打倒。”
次日早晨清洁工再来时，医院换清洁工了。新来的清洁工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你好！吃过饭了吗？需要我给你一个新垃圾袋吗？不用谢！我应该做的。
我猜，大概她的前辈临走前和她说过，一号床的病人脾气好。
每一次量体温都像彩票开奖。
医学上，当人体体温高于37.3度时，就判定为发烧。当体温高于38度时，判定为高烧。换了好几种药，药的威力越来越强，大夫、护士、家人都焦急地等待我降温。体温忽高忽低，波动着下降，每天比前一天略低0.1、0.2度。终于有一天，彩票开奖，开出一个36.9，终于破37大关了！我把数字念给护士听时，连门外路过的护士都为我喝彩：“真是个好消息。”
大夫来查房时，我的主治大夫也高兴地祝贺：“听说你今天突破37了。”大夫希望我的体温保持在36.x范围内，才算标准地回归“正常”。
我的主治大夫姓马，回族，得知我的专业是民族学时，非常感兴趣，有时会找我聊两句民族学。我就努力地回忆我在穆斯林地区做过的调研，讲讲尔麦里、太斯米、者玛提，讲讲门宦、塔布力赫、三抬，讲讲哈俩里、哈拉姆、筵席章。有时和伊斯兰教有关的调研经历讲完了，就后悔和马文奎、马志强哥俩吹牛扯蛋时，他们讲过那么多好玩的故事都没记住。实在没谈资，我就讲讲多卫康、前弘期、中观论，或者讲讲阿育王、出埃及、法利赛人。马大夫依然听得津津有味。末了，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深奥呀”。大概是术业有专攻，或许在其他专业的人眼中，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是颇有趣味的。
医院里的趣事。看我每天努力量体温，恨不得随时夹着体温计，他告诉我，有不少病人和我相反，努力地装病。“怎么还有这种病人？”——可不是，那些年轻战士来住院，能住多久住多久，不然病愈出院就要归队训练。反正看病国家报销，一些人就设法伪造体温，比如把体温计在热水里蘸一蘸，蘸够38度再加进腋窝。还有的喊头疼，做检查一切正常，可病人就是莫名其妙头疼。对于这些病人，大夫们明知有鬼，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让他们继续住院。他十分愤慨——“那些边防战士有病无法就医，城里的战士躺在病房里浪费医疗资源”，医院里存在的这些问题，他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能研究这个不？
——呃，我不敢，也不是我的专业。
肺炎三十天，前半个月，我都浑浑噩噩在病床上躺着。我很担心有人来看我，因为客人来了就要说话，说话就要咳嗽。有时亲友们来看望我，我就伸出手和他们握一下，继续躺着发呆。
后半个月，我稍微有点精神，就想看书。我对媳妇说，记不记得我刚生病的时候你帮我取过几次快递？她说都在家里扔着呢，包装也没开。我说都是书，你随便开一包，带一本来。她带了两册NationalGeographic的杂志。后来看完，又让她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她抽了一本《清史稿》。
医生不许我看书，因为看书会耽误休息，见到我看书就催促：快收起来。有一天医生护士都没有制止我看书，我就抱着清史稿读了整个一下午，二十多天都没读过书了，真过瘾。那天还想到了不少有趣的问题，把读书心得写在朋友圈里。结果当天晚上果然失眠，大脑太兴奋了，总在想问题。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后来读书都悠着，有时想看书时忍着，先摸一摸书皮解馋，就好像老烟鬼想抽烟时闻一闻烟盒。
刚住院时，知道住院部楼下有个人工湖，一直心心念念：等将来恢复健康，一定要绕着湖跑两圈。家人知道我的愿望，就替我侦查了一趟，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人工湖是一潭死水，闻起来味道不怎么样，表面浮着一层油脂。
唉！
终于捱到出院那一天，我被裹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大粽子，如同电影里的大护法。小心翼翼地踏出住院大楼，呼吸到二十多天来第一口户外的新鲜空气，哇，好凉，好舒服。认清方向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父母：走！陪我看一眼人工湖。
走近看了几分钟，慢慢地沿着湖边走了几步，还不是太糟。一个月的时间，湖面结了冰，冰上又落了厚厚的枯叶。原来我病了这么久，湖水都结了冰。一年的十分之一，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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